彻底掏空国库,蒋介石当年带走了多少黄金?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16楼社区 时间:2019/09/26 10:06:59
新中国建国之开始,国库缘何空虚?人所共知的原因是老蒋去台湾时带走了大陆几乎所有的黄金白银外汇储备。
这笔钱有多少呢?大约300多万两黄金及两亿美元外币(带走的大量的机器设备和海外资产、人才、技术没有算在内)。按当时价格计算,折合10亿多美元。二战后重建欧洲,美国提供了50亿美元。带来了西欧战后的繁荣。西欧的人口大约是台湾人口的15倍。也就是说,按人头算,台湾重建的资金是西欧国家的3倍。比较一下就可知道这是一笔多么巨大的资金。这笔钱是属于全体中国人的。用5.4亿中国人的钱来养活1千万台湾省人,台湾的日子当然容易过了。
这笔钱现在的价值应是多少呢?在美国,50年前一分钱能寄一封信,现在要35分。50年前值一万的房子现在要卖30多万。当然,这些只是个例,不能作为一般的算法。比较简单的算法是假定道琼斯指数能代表一般的投资回报。那么,50年前用10亿美元平均投入道琼斯各股,现在的价值是2000多亿美元。
在看这篇文章之前我想请大家注意以下四个要点:
1、国内黄金行业使用的计量标准不是1千克等于10两,而是1千克等于32两,每两折合国际制单位为31.25克;一盎司=28.35克,一吨约合35273盎司;
2、截至2007年中国的官方公布黄金储备数据为黄金600吨。
3、1949年台湾人口为600余万人,至1952年全岛人口为800余万人。
4、1949年中国大陆地区人口为5亿4千万。
一、蒋逃台到底带走了多少物资!
以下资料来源《中国通史》第十二卷近代后编(1919-1949)第五章国家垄断资本第五节官僚资本的崩溃:
自1947年2月,国民政府实行紧急措施方案后,即出现资金逃流海外现象。随着军事上的惨败,逃资更加剧。据1949年3月25日联合社报道,国民政府的金银外汇储备2.75亿美元,在上海保管者不过1/3,约0.73亿美元的储备已运台湾,余均存国外。上海解放前夕,蒋介石两次下令用轮船从上海运走国库黄金2775358两、银元1520万枚、美元1537万元、珠宝以及大量外汇,总价值约5亿美元。" (可以说,277万两的黄金数目确实是当时中国国库的绝大部分储备。据后来中国国家档案馆资料显示,新中国成立时,在国库中只接收了6000多两的库存黄金。)
当然还有"在上海解放前的几个月里,蒋介石动用军舰将大批机器设备、布匹等物质向台湾转移,仅从上海一地就装走了1500多船。蒋介石还逼迫国民党资源委员会委员长孙越崎将一些重要的工厂拆迁运台,将珍藏在南京故宫博物院的原北京故宫所藏历代古玩字画精品,包括铜器、瓷器、玉器、字画等1424箱,图片画册1334箱,历史档案204箱,合计文物23万多件全部抢运到台湾。"
另据最近一些资料表明,蒋逃台后继续鼓吹"继承中山先生衣钵"等等,以及美国等西方国家对共产党的妖魔化宣传,使很多海外华人对共产党缺乏了解,大量捐款献金给蒋和台湾当局,这一笔资金在当时当时已经累计达10亿美元,还有国民党官员包括蒋、宋等人在大陆搜刮的财产也有数十亿美元,这些构成了当时台湾的经济底子,为了阐述我的观点,我取这些财产的价值为10亿美元。现在看一下大陆有多少黄金呢?据《我国黄金市场改革的基本历程》等文史资料记载当时"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的黄金储备只有6000多两,折合0.1875余吨,这是大陆的经济底子。
说到这里还要引申一个资料,这个资料网络上广为流传。即"武力"写的论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的货币统一》,他说以广东省为例,1950年一年共收兑黄金745.5万两。如果按照1千克等于32两计算我们得出将近233吨黄金的重量,对比我国2007年600吨的黄金储备来讲,1950年一个省就有233吨的储量这个数字太过惊人,所以这个数据是错误的。
现在我们在看蒋带走的黄金2775358两,也有人说这不多,蒋某人带走的是黄金,不是还有金矿么。那我们看看建国15年来的黄金产量:
中国历年黄金产量(单位:千克):
年份 年产量 增减(%)累计产量
1949 4,073 - 4 073
1950 6,508 59.78 10,581
1951 6,821 4.81 17,402
1952 6,452 -5.41 23,854
1953 5,440 -15.69 29,294
1954 4,812 -11.54 34,106
1955 4,721 -1.89 38,827
1956 5,511 16.73 44,338
1957 5,541 0.54 49,879
1958 6,885 24.26 56,764
1959 6,590 -4.28 63,354
1960 6,498 -1.40 69,852
1961 3,653 -43.78 73,505
1962 3,653 0.00 77,158
1963 5,024 37.53 82,182
1964 5,868 16.80 88,050
到这里既1964年,中国大陆才生产黄金88050千克合2817600两,刚刚超过运到台湾的黄金数量。换句话说就是国民党拿走了中国大陆15年开采的黄金总量。这还是我国基本安定的15年,开发技术和能力较之以前大为提高,才能得到这个产量。由此可以看出蒋带走的黄金2775358两,是何等惊人的数字。所以说"国民党运走的黄金不算什么"的人,是极为不负责任的人。
根据国际货币金本位制度,货币的发行要有一定的准备金,而我国五十年代货币币值不稳定,这对我国的经济影响极大,究其根本就是黄金储备量少。而新中国人民政府成立后为了减轻百姓的损失,回收已经成为废纸的国民党政府货币,这极大的加重了政府的经济负担,但体现了一个大国政府的负责。而与之相对的是蒋介石作废金元卷、法币等货币。在这里我想对那些对此说三道四的人说一句"闭嘴"。
接下来要说的是外汇储备。外汇储备是指一国货币当局所持有的、可以用于对外支付的国外可兑换货币。
我们看一下《中国统计年鉴》给出的历年外汇储备表
年份 外汇储备(亿美元)
1950 1.570
1951 0.450
1952 1.080
1953 0.900
1954 0.880
1955 1.800
1956 1.170
1957 1.230
1958 0.700
1959 1.050
1960 0.460
1961 0.890
1962 0.810
1963 1.190
1964 1.660
1965 1.050
1966 2.110
1968 2.460
1969 4.830
1970 0.880
1971 0.370
1972 2.360
1973 -0.81
1974 0.000
1975 1.830
1976 5.810
1977 9.520
到了1977年也就是建国28年以后,我国才有将近十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而1949新中国建国的时候,面对的是一个满目疮痍、破烂不堪的中国,轻重工业有如白纸一张。这时中国对内要搞发展,这需要大量的资金,可是没有钱。对外贸易,当时中国是农业大国,出口主要是靠农产品和少量的矿产资源,就这还要受到美国的封锁。现在的人已经很难想象当时的困境。即没钱买原料生产,又没有可以大量出口创汇的物品。所以新中国政府不得不寻求苏联的帮助,有了苏联的援助和中国百姓辛勤劳动,我国才一点点的又焕发了生机。
老蒋在大陆所谓的"黄金十年"农业长期停滞不前,工业每年增长6%左右,最高的36年才6。7%,十年工业一共才增长80%。到49年,同49年前的最高年份1936年比,轻工业下降30%,重工业下降70%,工业整体下降将近40%,近代工业只占工农业生产总值的10%。老蒋的所谓黄金十年的可怜成绩被老蒋基本败光。
中国1949年时的国民总产值123亿多美圆,人口5.4亿多,人均23美圆。这样,中国当时人均国民总产值只有缅甸的55%!!!菲律宾的14%!!! 1949年,中国大陆的经济底子实在太差!
二、新台币的发行及美国金援
新台币的前身为台币,又称为旧台币,在1945年5月22日开始发行。当初台币被定位为一种过渡时期的货币,日据政府的台币与国民政府的台币一比一兑换。由于当时中国大陆战后金融状况不稳定,因此台湾未使用当时通行于中国大陆的法币、金圆券,另外再发行台币。但由于1948年上海爆发金融危机,连带也使旧台币币值大幅贬值,造成台湾物价水准急剧上扬。
1949年6月15日,台湾省政府颁布《台湾省币制改革方案》和《新台币发行办法》,规定:(1)新台币指定由台湾银行发行;(2)发行总额以2亿元为限;(3)新台币与美元汇率为5:1;(4)规定40000元旧台币兑换1元新台币,限在1949年12月31日前兑换;(5)新台币以黄金、白银及外汇为十足准备发行。台湾省政府从大陆过来的黄金中拨出80万两作为新台币准备金,另拨1000万美元作为进出口贸易运用基金,使新台币得以维持币值。台币改革使通货膨胀得到缓和,物价上涨有所控制,初步稳住了台湾的货币金融体系。
可见蒋介石运往台湾的黄金在1950年代之后发挥了关键性的重要作用(而不是如某些人眼里、嘴里的刚够给几百万逃台军公教人员发工资,给两百万逃台军公教人员发工资,用的是新发行的纸币--新台币。),在这些黄金的支持下,一个已经失掉了信誉的政府重新建立了政府信用,可以说,正是这些黄金还有外汇给台湾垂死的经济注入一针强心剂,台湾的通货膨胀率1950年为400%,1951年降至66%,1952年降至23%,1953年降至8.8%,1954年降至2.4%。台湾的国民党政府也依仗这些黄金作为准备金,发行了新台币、完成了台湾的经济转型,可以说,正是这些从大陆运往台湾的黄金,让国民党起死回生,又有机会残喘。
除了蒋介石从大陆掠夺走的大量黄金、美元、工业设备之外,台湾还有下面这个:日本为侵略中国,20年代将台湾定为一个南进重要基地,从20年代对台湾大量投资,新建了大批机械,化学工业,食品加工、制糖工业也有了迅猛发展。而二战时期,台湾经济基本未受战争摧毁。1950年台湾国民总产值为12多亿美圆,人口830万,人均国民总产值150多美圆(是大陆人均国民总产值23美圆的6.5倍)!拥有科技人员3万多人,和大陆的科技人员数相当--来源:美国耶鲁大学亚洲经济研究中心出版丛书之《台湾经济发展》。
朝鲜战争后,美国为遏制新中国势力的向外扩张,煞费苦心,对台湾的经济援助50--67年就达41亿多美圆:
美国对台援助 50至52年 53至57年 58至62年 63至67年 总计
经援总额 467.8 529.5 502.3 268.9 1768.5
无偿赠与 467.4 469.5 341.3 101 1379.5
低息贷款 0 60 161 168 389
军援总额 48 1178.9 720.4 436.9 2384.2
无偿赠与 48 1178.9 720.4 436 2383.3
信贷 0 0 0 0.9 0.9
经援军援总额 515.8 1708.4 1222.7 705.8 4152.7
(上面还不包括61年美国为处理存货过多而额外增加无偿赠与的4亿2260万美圆物质)。
68年--78年,美国又委托国际金融组织向台湾贷款65亿多美圆。
这些就是推动台湾经济起飞真正的关键原因。
三、人民币的发行
1935年 11月4日,南京政府公布关于币制改革法令,以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为"法币"1元合英镑1先令2便士半,由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无限制的买卖外汇。后来法币在市场流通是不兑现的,南京政府从此把滥发纸币当成聚敛财政最简易办法。结果1948年物价已为1937年6月的600余万倍。
1948年8月19日,又以金元券为本位制,"法币"以及其他地方纸币停止流通,法币300元兑换金元券1元,同时加强经济管制,冻结物价,限定全国物品及劳务价格、按1948年8月19日各地价格,折合金元券出售。金元券发行同样对人民财富的一场掠夺,据中央银行统计,至10月底,南京政府收兑黄金165万两、白银900余万两、银元5300余万枚以及美钞港市数千万元,合计当时值两亿美元。
金元券只不过是改了名称的"法币",它在原来的基础上更加贬值,更加不得人心。1949年6月20日四川地区出现了28亿元金元券兑换1元银币的情况。1948年后发行金圆券,一元折合法币300元。新疆省银行还发行过面值60亿元的巨额纸币,这些恶性通货膨胀的纸币急剧贬值,几同废纸。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为了对敌斗争、巩固政权,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就开始发行独立自主、稳定的货币。如陕甘宁边区银行,晋察冀边区银行,晋绥边区西北农业银行,华中地区银行发行的货币、淮南和淮北地方银行,以及浙东币等,一般多称为"抗币"。解放战争时期,各解放区货币渐趋统一,1948年12月1日发行人民币,陆续收回原来各种银行发行货币,进一步清除了国民党政府发行的货币,禁止金银、外币在市场上流通,从而使人民币成为全国流通的统一货币。
1949年1月,北平解放,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迁到北京。全国解放后,各大区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国人民银行相继成立。1951年底,除西藏自治区和台湾省外,全国范围内货币已经统一,人民币成为我国唯一的合*货币。到1953年12月,人民币发行券别有1元券、5元券、10元券、20元券、50元券、100元券、200元券、500元券、1000元券、5000元券、10000元券、50000元券等12种;版别共62种。其中,1元券2种、5元券4种、10元券4种、20元券7种、50元券7种、100元券10种、200元券5种、500元券6种、1000元券6种、5000元券5种、10000元券4种、50000元券2种。
统一发行人民币,清除了国民党政府发行的各种货币,结束了国民党统治下几十年的通货膨胀和中国近百年外币、金银在市场流通、买卖的历史,促进了人民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在建国初期经济恢复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人民币对稳定经济的重大意义关系到新中国的存亡。为此,人民币在当时的情况下没有设准备金,不和黄金白银挂钩,也不和美元、英镑挂钩,是具有独立自主性的货币体系,对人民老百姓都具有很实在的好处,使我们建立起了自成一体的经济体系。
53年10元:第二套人民币纸币中三珍之一,存世量极少,市场上全新挺版更是少之又少
=====================================================================================================
毛泽东反腐,游刃有余,可歌可泣
毛泽东时代,廉洁状况之优,有目共睹,有口皆碑;廉政指数之高,在全球名列前茅,连西方发达国家人士都啧啧称奇。
毛泽东反腐,主要可归纳为如下特点:
一、 建立公正、平等的社会。古语道:“不患贫而患不均”,“均无贫”。人的感受往往十分复杂,最难受的未必就是哪儿疼或肚子饿,而是周围的别人比自己好,得到的好处比自己多,被人欺负,受人压制,有理无处诉,有事没人管……等等而产生的心理上的负担,精神上的压力,公平会使人变得心里踏实,心情舒畅,身体健康;平等给人以自信和尊严。基于对人民无限深厚的感情,毛泽东坚定地站在劳苦大众一边,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幸福,真正让人民当家作主,热爱人民,相信群众,把人民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强调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要求干部与群众搞“三同”。关心群众冷暖,倾听群众呼声,解除群众疾苦,真正成了干部的责任和义务,同时,彻底粉碎了个别人心存“升官发财”的梦想。广大人民群众从来没有像那个时代那样精神焕发,那样昂扬阔步,那样扬眉吐气;他一面提升民众地位,一面从严要求干部,客观上等于拉近甚至拉平了干群之间的等级、待遇差别,他还致力于缩小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地区差别,以寻求更加平等的和谐社会。正是因为人与人之间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故极好地抑制了人们的非分之想,尤其抑制了干部特权思想的滋生。廉洁奉公,拒腐防变遂成为广大干部的自觉行动。
二、坚持不懈地抓防腐教育。毛泽东一生博览群书,他对于中国历史尤其对历朝历代的兴衰成败得失的孜孜以求地研究,使他对历史演变洞若观火般的认识和理解,不仅一般人无法望其顶背,就连史学专家也望尘莫及。他引经据典,以史为鉴,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提炼出怎样保江山永不变色的深刻道理,以告诫、警示全党。早在抗战时期,他就建议全党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好好读一读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意在从李自成的失败中接受历史教训,将拒腐防变上升到关系共产党生死存亡的高度来认识;在建国前夕,针对党内存在的骄傲自满情绪的苗头,向全党及时提出了“两个务必”的反腐方针;文革时期的“斗私批修”,“破私立公”等指示,对人们自警自律、廉洁防腐具有积极意义,直至去世前的1976年年初,毛泽东对于腐败问题仍心存忧虑,在谈到一些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时,毫不客气地说:“ 为什么列宁就没有停止呢?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三、建立健全严格的规章制度。早在井冈山,革命尚处于萌芽时期,毛泽东就制定了《井冈山反腐败训令》。在瑞金时期,毛泽东又颁发了《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第26号训令 。新中国诞生前,毛泽东特为党的高级干部作了“不做寿、不送礼、少敬酒、少拍掌、不以人名作地名、不把中国同志与马恩列斯并列”等6条规定。
建国后,在全国范围开展了“三反”“五反”,还先后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惩戒违法失职公务员暂行条例》等一系列法规,全面系统地规定了贪污贿赂罪名及量刑标准等。从而使反腐败斗争经常化、制度化和法规化。
毛泽东时期的财务制度,经历过的人恐怕无不深有感触,对上级下达的项目计划,任务完成了,经费花不完如数上交是常事,更别说像当今司空见惯的“虚报冒领、欺上瞒下、设立假账、私设小金库、公费吃喝、贪污受贿”等现象,简直无法想象。那时的干部或工作人员,不管在哪儿吃饭(除在自家),都得按标准交纳伙食费。谁吃谁拿钱,道理浅显,天经地义。别说公费吃喝,就是一包烟,一盒火柴,谁有本事在公家财务上列支?那时的财务制度,几乎是丝丝入扣,滴水不漏。即使那些“脑子”很活泛的人,也不敢越雷池一步。
群众监督,更是良方妙药。“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曾经成为民主发表意见的重要手段,一度写进过宪法。这“四大”能使很多不为人知的“偷鸡摸狗”的勾当,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对腐败行为的震慑作用更是不言而喻的。当然,也难免产生以此无中生有、诽谤诬陷、借题发挥的负面作用。
党内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民主作风和传统,发挥了防微杜渐、防患于未然的作用。
四、严惩腐败分子。在反腐倡廉问题上,凡是大案、要案,他都亲自去抓,而且一抓到底。只要是腐败分子,无论是谁,无论职位多高,无论功劳多大,他都铁面无私、严惩不贷。
在瑞金时期,延安时期 ,毛泽东都主持枪决过贪污分子。令党风、政风、军风趋向纯正。
建国后,刘青山、张子善。都是30年代入党的“红小鬼”,战功赫赫,年轻有为。但他们经不起执政之考验和金钱之诱惑,双双成了大贪污犯。毛泽东怒不可遏,不顾劝阻,将他们公审后枪决。震动了全国,教育了全党。 这一案件的处理,作为六??彩香港管家婆,一直被人们称道,传颂。
五、严于律己,以身作则。“公生明,廉生威”。表面上观察,毛泽东的反腐套路,清晰可见:虽警钟长鸣,但并不逢会必讲,频频发文;虽有得力措施,但并非平铺直叙,面面俱到;虽严厉整治,但并未杀几个人(因为杀一儆百的效果明显)。那么,为什么能确保几十年无可挑剔的清正廉洁呢?起决定作用的,是以身作则,严于律己。他带头拒腐防变,廉洁清明(具体廉洁事例不在此详述)。从而,产生了四两拨千斤的效应;从而,为铸就他在人民心中的崇高形象,成就他波澜壮阔的一生,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的世界观,决定了它决不是一个凡人。他的无私,人所共知,包括其多位亲人为革命英勇献身,送子赴朝参战,后人平民化……等耳熟能详的光辉事迹,感天地,泣鬼神!千秋万代,人民决不会忘记!
应该说,毛泽东的同事和手下,大多是经历过旧社会的革命者,革命的动机并非都那么纯洁,那么明确,“居功自傲”、“吃老本”、“做官当老爷”、“升官发财”等非无产阶级思想,在一些人身上不同程度地存在,甚至唯唯诺诺地依偎在领袖身边,却心怀叵测,伺机暗算人民的险恶小人,或许也有。
然而,因为毛主席雄伟气魄和坦荡胸怀,公道正派、日月可鉴的崇高品格,以及“谁要是搞腐败那一套,我毛泽东就割谁的脑袋,我毛泽东若是腐败,人民就割我毛泽东的脑袋”,这样气吞山河、震耳发聩、正气凛然的豪迈誓言,这种疾恶如仇、旗帜鲜明、铁骨铮铮的坚定态度,像一座顶天立地的正义丰碑,让任何利欲熏心、怀揣贪念的人,对国家对人民不怀好意的人,都会胆战心惊,丧魂落魄。谁敢铤而走险,拿脑袋开玩笑?
当然,事实表明,毛主席为后世留下了取之无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但却没有为子女留下任何物质财产,不光没有什么现金存款、金银财宝、古玩字画,甚至连一间房子都没能留给后人,留下的却是那件感动亿万人的补了70多个补丁的睡衣。他也许是历史上生活上最节俭、最贫寒的“皇帝”了。仅凭这一点,足可以令那些别有用心地往毛主席身上泼污水的人,哑口无言;让那些打着改革开放旗号却背地里把国家人民财产化为己有的腐败分子,无地自容;让那些享尽了“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三年县知府,十万雪花银”累累硕果的贪官污吏,颤抖战栗;让那些相互勾结、里应外合、巧取豪夺、一夜暴富、挥金如土、吃喝嫖赌的形形色色的败类,永无宁日。
“我的子女绝不能搞特殊” 刘少奇的公仆精神
刘少奇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与此同时,他在廉洁奉公、艰苦奋斗方面也为我们树立了光辉榜样。
要什么夜餐费?马上给公家退回去
艰苦奋斗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传家宝。建国后,刘少奇虽然担任要职,但仍然保持着革命战争年代的那种艰苦奋斗的作风。
1952年以前,刘少奇住的是一幢旧式房子,共有3间,一间是办公室,一间是会客室,一间是卧室,因年久失修,都已十分破旧。后来,管理部门给刘少奇调了好一点的房子,但他的办公室仍然简单:一张办公桌、一对沙发、一把藤椅,没有地毯,更看不到什么可供欣赏的摆设。
有一天,管理员看到刘少奇办公室和楼道走廊的地板比较滑,走路容易跌倒,于是趁他到外地出差,就在办公室外的走廊里铺了一条地毯。刘少奇回来后很不高兴,立即要撤掉。身边的工作人员解释说,这是为了安全,不是讲排场。刘少奇说:“不管是不是讲排扬,反正用这个太浪费,太贵。”后来管理人员只好换上了橡胶垫条,刘少奇走上去试了试,说:“这个好,这个东西便宜,结实又耐用,走路也不滑,铺这个就行了。”
在生活上,刘少奇对自己和家人都是低标准。他在家总穿一身蓝色或灰色的斜纹布衣服,一件内衣补了六七个补丁还穿在身上,一双皮鞋整整穿了6年,还舍不得扔掉。
刘少奇吃饭也简单,尤其是夜间那顿饭,常常是把中午剩下的饭菜来个一锅烩。因为用饭时间都是在半夜12点以后,为了照顾厨师休息,总是夫人王光美去热饭。
鉴于刘少奇夫妇经常通宵工作,工作人员觉得秘书和卫士加班都有夜餐费,少奇同志也该有。1962年,工作人员背着刘少奇夫妇给他们申请了夜班加餐费,每人每天5毛钱,一个月两人共30元钱。过了许久,刘少奇才知道有此事,马上让王光美去查,并召集身边人开了会,说:“我向来有通宵工作的习惯,人一天就吃三顿饭,无论是白天工作还是晚上工作,横竖就这三顿饭,要什么夜餐费?马上给公家退回去!”秘书为难地说:“家里钱本来就很紧张,再退回去这笔钱……”王光美马上说:“我们就是节衣缩食也得把钱退还公家!”秘书们不敢怠慢,算了一下,共领了两年多的补助,须退还公家1020元钱。这笔钱从刘家每月生活费中扣除。此后两年多,刘家的生活费从每月150元降为120元,伙食大打折扣,星期天也只有一盘荤菜,正长身体的孩子们几下子就让盘子见了底,还老感觉没吃饱。
纪念馆不办了,旧居腾出来给无房群众住
刘少奇重视调查研究,经常到各地考察。1961年4月,为了纠正当时存在的“左”的倾向,征求广大农村群众对《人民公社条例(草案)》的意见,他亲自深入到湖南省农村进行调查研究。平时外出,刘少奇规定有四不准:不准让人家接送;不准请客吃饭,铺张浪费;不准要人家东西或收受礼物;参观时不准前呼后拥。这次下乡,他更要求轻装简从,连同省里的同志,一共才用两辆吉普车,并且自带行李和柴米油盐,自备碗筷用具,不给群众添麻烦。
刘少奇这次调研,在湘潭、长沙、宁乡等地蹲点,前后共计44天。为了减轻地方的负担,他住养猪场饲料房、农舍和自家的旧居;身着蓝布衣,脚穿黑布鞋,身边只带几名工作人员,以至发生县委书记闻讯出门迎接,与刘少奇打照面却没有认出刘少奇的故事,在中共廉政史上留下了一段动人的佳话。
刘少奇在家乡考察期间,得知部分群众的房屋在“大跃进”、全民炼钢和办公共食堂中被拆除,现已无房可住,而地方干部却违背他的意愿,将其故居改建为纪念馆,就诚恳地批评地方干部:“这里搞我的旧居纪念馆,曾写信问过我,我几次写信说不要搞,结果还是搞了。”刘少奇当众宣布:“纪念馆不办了,旧居腾出来给无房群众住,屋里的木板,拿去给没门的人家做门。”
刘少奇在生活方面,从来没有什么特殊的要求,但工作起来,却是日以继夜,通宵达旦。李太和是刘少奇的卫士长,他回忆道:少奇同志担任国家主席之后,国事活动非常繁忙,正常情况下一天要工作十七八个小时,遇上开会或其它特殊任务,每天只能睡眠两三个小时,有时还要连轴转。少奇同志的时间观念是分秒必争,但他的工作也有规律。每天起床后,先让秘书报告有什么急件和活动安排,然后浏览当天的报纸,早饭后如果没有别的活动,就开始批阅文件或写东西,一直到第二天清晨两点钟左右才离开办公室,回到寝室也不马上睡觉,常常是盘腿坐在床上看当天的国内外参考资料。有时,一看就是两三个小时,不说别的,就是盘腿坐在床上看资料这一点,大家都十分钦佩。有些年轻警卫说:“少奇同志那么大年纪,还能盘腿坐几个小时,我们这么年轻也比不上啊。”他们不知道,这是少奇同志在战争年代长期练就的本领。少奇同志在办公室工作时,思想高度集中,有时我们进去,他都不知道。所以,除了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来电话或中央有其它重要通知须马上向他报告外,一般不太急的事,都是利用他吃饭和散步时报告的。
以后不要这样了,叫同志多顺口啊
廉洁奉公是人民公仆的努力目标和自律标准,始终保持廉洁奉公的革命情操是人民公仆的本色。刘少奇不仅在大是大非面前经得起考验,在小节上同样能固守操节。
刘少奇反对突出宣传个人,更不许别人为自己歌功颂德。1954年,刘少奇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这给身边工作人员带来一点小麻烦——毛泽东很早就当了主席,大家早就称其为“主席”了,周恩来当政务院总理后,大家也称其为总理,这是很自然的。但,怎样称呼少奇同志呢?以前大家都称他为“同志”,现在是否改口称“委员长”呢?
当选后第一个向刘少奇请示工作的,是机要秘书杨俊。他到门口后,犹豫了一下,就叫了一声:“委员长。”但刘少奇没有吭声,像是没有听见。杨俊就提高嗓门又叫了一声“委员长”,这次刘少奇抬起了头,面带不悦地说:“你怎么突然叫起这个来了,不感到别扭吗?”
王光美马上说:“我们还是叫同志嘛!”刘少奇也缓和了口气,说:“以后不要这样了,叫同志多顺口啊!”后来他专门向身边工作人员交待:“中央领导人中,只有三个人可以称职务,即毛主席、朱总司令、周总理。”在中南海,人们对刘少奇的称呼始终是“少奇同志”。
《毛泽东选集》第4卷编定后,毛泽东等人多次提议编辑出版《刘少奇选集》,刘少奇却一再推辞,直到中央书记处作了专门决定后,他才表示同意,但因忙于研究新现象,解决新问题,无暇审阅文稿,后又因“文革”的发动,《刘少奇选集》在刘少奇生前未能出版。
我举手同意了的,就要坚决执行
1959年冬,刘少奇在海南岛休假,当地干部在他生日那天送来一个带有寿字的大蛋糕。刘少奇知道后,非常生气地对秘书说:“谁叫你们搞的?拿走!”然后又把王光美叫来,问她知道不知道,为什么不制止?王光美说,事先她也不知道。少奇严肃地说:“党中央早就做过决定,政治局的同志不过生日,我举手同意了的,就要坚决执行,决不能带头破坏中央决定。”
三年困难时期,有些地方负责人为了照顾中央首长的身体健康,送来一些副食品,刘少奇要工作人员坚决退回去,实在不能退的就按价付款。刘少奇每次开会和出差,总是自带茶叶和香烟,坚持不用公家的。即使招待外宾,他也不抽公家安排的进口烟,只抽自己带的前门牌香烟。
1960年,刘少奇率领代表团到苏联参加81个国家共产党会议,作为代表团团长,当时按规定发给他5000卢布的零用钱。可是,他没有为个人使用一个卢布。回国前,将这笔钱全部交给了我国驻苏联大使馆。
有一次,刘少奇作为国家主席,应邀到巴基斯坦、阿富汗和缅甸三国访问。当时,这些国家送了不少纪念品和礼物。工作人员推辞不掉,只好代他收下,事后报告了刘少奇。刘少奇当即明确指出,别的国家送的东西,都要造册登记,个人不能接受,一律送到有关部门收存。
1964年7月,刘少奇到济南了解情况,中午第一顿饭,招待处的同志准备了一桌丰盛的宴席。刘少奇对招待处的同志说:“你们搞这一桌子,够农民吃几天了,快退回去吧!以后不管哪一级来人,有便饭就行了。”在他的坚持下,服务员把酒席撤了下去,换上便饭,刘少奇才高高兴兴地进餐。
国家主席也是人民的勤务员
刘少奇十分注意党的廉政建设。据王光美回忆说,全国解放时,刘少奇就极力主张共产党员公开身份,以加强群众对党员的监督,保证执政党不脱离群众。刘少奇认为,过去在根据地、游击区或白区,不脱离群众这个问题解决得比较好,因为脱离群众就不能生存。现在取得了政权,进了大城市,就容易同群众疏远。这个问题必须引起特别注意。他曾说:“我们反对国民党,是因为国民党欺压群众。如果我们执政不代表群众的利益,脱离群众,甚至蜕化到欺压群众的话.那我们和国民党有什么区别?”
为了保证党不变质,刘少奇主张首先要加强群众对党的监督。每个党员,包括自己在内,都要受群众、受组织的监督,而且应该欢迎别人监督,作为领导干部,更应该这样。
刘少奇对某些人搞特权的行为十分愤怒,他在《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中提到:“我参观了一些工厂,厂长、总工程师或者党委书记住的房子是一幢幢的公馆,是新盖的,处长又是一幢房子,科长又是一幢房子,其他干部又是一幢房子,工人宿舍是另外一幢房子。等级分得很清楚,甚至厂长、处长、科长的办公室里面,住的宿舍里面,几个台子、几个沙发、几个凳子都有等级。我看在这个地方是不是开始萌芽了一种等级制度,社会主义之下的等级制度?等级制度是一种封建制度,我们抄袭了封建制度。如果这种制度开始萌芽,我看应该废除。那些生活待遇上要求很高的人我看是危险的。”
有一次,刘少奇在某地视察军事设施,当地的同志请他顺路去参观了一座别墅。那座别墅坐落在一处绿树葱郁的山谷里,环境十分幽静,建筑更是豪华,地板也是楠木的,据说这是江青亲自“设计”修建的。刘少奇看后心情沉痛地说:“这样搞,要亡党亡国的啊!”
当选为国家主席后,刘少奇的一些亲戚和本家来到北京,试图找他帮忙,解决工作与待遇问题。为了彻底杜绝这种不良现象,1959年国庆节那天,刘少奇召开了家庭会议,语重心长地教导亲戚和子女们:“国家主席也是人民的勤务员。我是国家主席,硬着头皮给你们办这些事,也不是办不成,可是不行啊!我的权力不能乱用,不能拿它为个人谋私利。”刘少奇的教诲使亲戚和孩子们心悦诚服,他们当即表示拥护刘少奇的决定。
我的子女绝不能搞特殊
刘少奇深爱着每个孩子,但特别注意不搞特殊化。有人曾问他的女儿刘亭亭:“作为国家主席的子女应该很有优越感吧?”
刘亭亭回答:“没有。在学校里面,同学们都不知道我们的爸爸、妈妈是做什么的,我们所有的档案父母一栏都填的是化名。爸爸、妈妈不许我们讲,我们也就不敢讲。有一次,在音乐课上,刘源没带课本,音乐老师就给我妈妈打了一个电话,说:‘你把课本送来。’妈妈二话没说,赶紧骑车从中南海赶过来送课本。妈妈就是这么一个随和的人。只要她不忙,她就会去给我们开家长会,特别配合学校和班里的工作。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国家粮食紧张,城市人口的定量都很低,副食品更缺乏,全国人民都在挨饿。我们也都住在学校里,吃不饱饭,我在学校里晕倒了两次,我同学的妈妈就给我妈妈打了一个电话,说你心太狠了,你女儿在学校里已经晕倒过两次了,你还不接回家去。妈妈正准备要接我回家时,爸爸说:‘现在,整个人民都在受苦,我希望他们从小知道要跟人民同甘苦,将来长大了,为人民做事的时候,他就不会让人民再受苦。’于是,我们就继续住在学校里。”
刘少奇的三儿子刘允真,1963年考高中落榜,情绪低落,无精打采的。有人想用刘少奇的名义去学校打招呼,刘少奇知道后,专门召开了家庭会议。他生气地说:“我的孩子不论是上学还是工作,都不让填写父母的真实姓名,为的就是怕人家不好管理,搞特殊化。现在考不上学校,想打我的旗号,好像高干子女上了初中就一定要上高中,上了高中就一定上大学,而不管考得上考不上。参加工作就一定要当干部,而不管有没有那个能力,这是什么道理?为什么高干子弟就不能当工人,当农民,当解放军战士?我再次声明,我的子女绝不能搞特殊!”
后来,刘允真考进了位于北京郊区的一所半工半读的农业学校。上学前,刘允真向父亲告别。刘少奇温和地说:“我支持你学点技术,但一定要刻苦努力,否则一事无成。到时候就谁也帮不上你了!”
在北京农校读书期间,刘允真朴朴素素的,不显山不露水,没有任何特殊的地方,如果不说,谁都不会相信他是国家主席的儿子。
早在1948年,朱德就曾写诗称赞刘少奇“修养称楷模,党员作范仪”。1980年,中共中央为刘少奇冤案平反之际,王光美总结刘少奇的一生,深有感触地说:“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少奇同志写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本书,不是欺人之谈。他自己是身体力行,努力照这本书中所说的去做的。”大量事实说明:刘少奇要求别人的,自己首先做到,是值得共产党员,特别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永远学习的楷模。
====================================\\\\\\\\\\\\\\\\\\\\\\\\\\\\\\\\\\\\\\\\\\\\\\\\\\\\\\\\\\\\\\\\=================================
毛泽东暮年的六大铭心之痛
作者:一清
毛泽东的暮年,是指他作为病人,在病床上折磨的那两三年,具体应从1974年算起。事件是以他在湘江岸上无力走下汽车再看一眼他曾经的湘江(下文将要讲到)为标志。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毛泽东还有这当年的豪情吗?也许有,但深藏在内心。而他表现出来的,就是我们将要看到的六大铭心之痛:
一痛:“运去”英雄不自由 “时来”只成昨日梦(失势)
这是伟人暮年的通病通痛。但毛泽东尤甚。风雨漂摇的北京,地崩山摧的唐山,不祥天象的频现,似乎都宣示朝代将更的恶兆。毛泽东失明的双眼里,只有一丝半点对于“运去”的慨叹,而不再有“时来”的企盼。曾经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冲天豪情,只成为昨日强势英雄的追忆。
一个空旷的客厅,一尊雕像般的病中老者,这就是毛泽东暮年常有的影像。这期间,为了打破寂寞,老人家多次让身边的工作人员念些新鲜一点的材料听听,他不能像个被人遗忘了的山中长者,他想知道外面的世界,他的思想还在那个世界里逡巡。但是,外面的世界又是那样的乱,那样的不堪多听,他的烦躁就因之产生,以至于经常莫名其妙地打断辛苦地为她读念的侍者,让人觉得不可理喻。可以说,这个世界已经没有过多的东西可以给这个受到严重创伤的孤独心灵带来哪怕半点的精神慰藉。曾经的“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英雄气势与辉煌功业的回味,只会增添他“俱往矣” “回首荒城斜日,倚栏目送飞鸿”的精神顿逝感。失落。失势。失望。此时的他虽不能说日夕以泪洗面,但伤心动感,于他已经是家常。一个《雷锋的故事》可以让他泪如泉涌,一个《难忘的战斗》竟至泣不成声。常常地,他摩索着几副旧时照片,竟也泪眼婆娑哽咽无语。对于往惜青春的幻影,只有从泪水的折光中重读重现了,这于一个曾经指挥千军万马的统帅,心态是何其凄凉啊!
二痛:凭栏静听潇潇雨 悲欢点滴到天明(思亲)
在遥无胜望的与病魔消耗战中,毛泽东的内心呼唤起往日的亲情。这个时候他的一系列动作,都显现了一个将去者的慈悲。他想见杨家的人,他呼着亲人的名字;他想见贺家的人,他责备李讷的疏于探望;他还想见韶山的堂兄弟、棠佳客的表兄弟。他牵挂着那个至今还没有解决吃饭问题的毛泽连与毛泽荣。而毛泽荣又是那样的倔,打成右派了都不肯吭一声。他也记念着毛泽青,他知道他的一家人口那样多,就凭一个人的收入,在城里,他容易吗?孩子们也该读书了吧?……
我们所见到的是他摸着李讷的手,责问她为何不常来看他;就在他昏醒之际,他可以一眼认出杨开慧之兄的照片容貌。他常常这样暝想着,仿佛沉浸在远古的时空里。他的乡思乡愁只有湖南家乡的花鼓戏才能安慰丁丁点点。一个《生死牌》毛泽东不知道看了多少遍,就是花鼓戏改编的《沙家浜》,湘剧《园丁之歌》,他也看着听着亲切异常。
来自家乡的茶,来自家乡的霉豆腐,都可以让他疲惫的心有丝儿半点的慰籍。在这多少包含了点家乡与亲情的乡中礼品或食物中,那苍老的心总能沁出思亲的心雨,点点滴滴……
他记得韶山的仙顶灵,记得仙顶灵上那终年的香火。他所要求落叶归根的地方,晚上是可以闻见那里的钟声的。他嘱咐过张平化,也嘱咐过华国锋,他归养之地就在那里。他曾经有过承诺,要再一次在父母坟上培土……
三痛:栏杆拍遍无人会 断鸿声里看吴钩(失望)
毛泽东的失望,是一种痛彻心扉的失望,这主要是接班人的问题。林彪事件对毛的打击是致命的,此后,他一直在物色着可靠的人选。他选了王洪文,王让他失望了;他不是没有考虑过江青,但江青的飞扬拔扈深失人望;他不是没考虑过毛远新,这个从小一直在他身边长大的亲侄儿,曾经让他有过重托的安排,看到了他,就像看到了岸英。他看重邓小平,但是这位绵里藏针的旧人,连文革评价的会议都不愿意主持一个,何以托重?他信任叶剑英,知道这位朝中老帅一定是未来的镇国之器,但多少年的折冲,还会是一条船上的同行人吗?最后,他选择了华国锋,也唯有这位来自家乡的地方官是无奈之选了。想起辛弃疾的《水龙吟》,毛泽东即使拍遍栏杆,把吴钩看了,谁人知会他的心意呢?又从何处“唤取红巾翠袖”,揩擦英雄之泪呢?
不时涌起的英雄末路之叹,总是在咬嗜着他,跟他体内的细菌一样,不舍昼夜!
四痛:病魔缠身,伤根沥血(病痛)
毛泽东晚年的病痛,是常人难以想像的。他经常面色黑紫,呼吸困难。加之有白内障、肺心病、失眠症、皮肤瘙痒症等多种疾病,因而他的暮年生活质量极差。由于支气管引起的咳嗽,经常无法卧床睡觉,只能是坐在沙发上聊以对付,困了,就打个盹。到后来,他不得不插上鼻饲……
在这样的病痛折磨下,毛泽东不得不经常放下他喜欢的书籍,不得不停止有关人生与哲学的探讨,不得不时时地在医生的督促下,做一些自己不愿意而又不得不做的活动,如量血压、打针、服药等。当年自信人生两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的他,而今,只能面临着一次又一次的“最后”。
毛泽东的最后一次游泳,是1974年的12月5日,在长沙的一家体育馆里。他想像前些时候一样,再游上两圈。但是,下水后,他用手划了划,发现体内没有了任何能量。他长叹了一声,只好上来,从此与他所钟爱的这一运动告别;
毛泽东最后一次举行政治局会议是1975年的5月,他说话很吃力,嘟嘟嚷嚷,气息淹淹,从此再不与会,只好由毛远新传话……
还是在做白内障手术之前,有一次毛泽东看书,突然发现,眼前什么东西都不存在了,只有一片黑暗,毛泽东悲从心起,不禁放声痛哭起来。
毛泽东在长沙治病,住在九所的六号楼。想到几十年前,在爱晚亭下读书,在湘江河里游泳,毛泽东有隔世之叹。10月下旬的一天,他说想到湘江边上走一走,看一看。省委的同志领悟了主席的意思,这是老人家在怀旧啊,这个愿望一定要满足。但是,当汽车慢慢地停在了湘江堤岸上让主席下车时,毛用力试了两下,站不起来,脚也落不了地。在服务人员的搀扶下,终于一只脚挪出来了,半边头也出了车窗。这时,一阵江风吹来,毛泽东打了个冷浸,立即又缩回了车里。最终,毛泽东没有能站在他当年豪情万丈地歌唱过的湘江边,只是以深情的目光注视着这曾经见证过他青春岁月的河流,湘江北去……
五痛:战友西归,四望无人(孤独)
人在病中,意志力都会发生本质上的变化,对既有的观念,也会失去曾经的支持底气。当他回望四周时,已然觉出一片苍茫一派沧桑。参加陈毅的追悼会实在是一种不去不行的安排了(见另文《毛泽东参加陈毅追悼会的重新解读》,不日发表)。这以后,老人们一个个走了。1975年4月,董必武去世,毛泽东觉得国家的又一“砥柱”倾倒了,那一天,毛泽东非常难过,一整天呆坐中堂,茶饭无思。他让工作人员将《贺新郎》录音整整放了一天,那悲壮的旋律,绕梁入髓:“凉生岸柳催残暑。耿斜河,疏星淡月,断云微度。万里江山知何处?回首对床夜语。雁不到,书成谁与?目尽青天怀今古,肯儿曹恩怨相尔汝!举大白,听金缕……”也许是毛泽东听着太伤感了,将“举大白,听金镂”改成了“君且去,休回顾”。毛泽东这是在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悼念与送别老友。“国有疑难我问谁”——就这样的一种心态!
接下来,一阵殒石雨砸得中国人目瞪口呆。此前,周恩来走了,毛泽东只有心祭;接着,朱德走了,毛泽东连心祭的力量都没有了。他的客厅里,整天播放的是新录制的昆曲,也算是以耳代目吧,聊补不能阅读的荒疏。毛泽东特别爱听的是岳美缇演唱的岳飞《满江红》,蔡瑶先演唱的张元干《贺新郎》,杨春霞演唱的陈亮《念奴娇·登多景楼》,计镇华演唱的《渔家傲》、方洋演唱的辛弃疾《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
毛泽东四顾苍茫,战友西归,扁舟何处寻兄弟?“行遍天涯真老矣。愁无寐,鬓丝几缕茶烟里”……
六痛:天不假年,回天无力(恨天)
毛泽东希望能给自己的一生做个总结。“人生七十岁古来稀,我八十岁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了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和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唧唧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都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伟人也有同样的心病,就是希望在盖棺之前能有一个说法。但是,显然,毛泽东看出来了,没有人会给他盖上这个“棺”的,连他所信任的受托者开个会人家都不干。这个时候的毛泽东,真想天假时日,哪怕一年半年,或者就可以“收拾旧山河”,再一次的将自己想看到的前景明朗起来。1976年6月,他动用最后的一点力量,在华国锋的纸上写下“国内问题要注意”几个字后,再就无力管理后来的一切了,以至于7月底毛远新汇报“国内问题”时,他竟至于睡着了。
这个时候,离他别下人世,上帝给他只留下30多天的时间了……
但毛泽东的内心还有着一种不服的冲动,这种不服,在他最后时刻含混不清的谈话和表白里,可见其一二。他的精神不想死,甚至不想疲倦,强烈的超越时空的冲动与现实的困顿无奈,让他在伟人与常人中穿山越岭,生死徘徊。一方面是“念腰间箭,匣中剑,空埃蠹,竟何成!”;另一方面,他内心里事实上恰恰又无法湮灭自己那崇高的理想冲动,“道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有谁知,鬓虽残,心未死。”这种内心矛盾,也就是个体意志与人类生命的本质规定相冲突的表现。然而天意难违,没有人能改变时光的轨迹,毛泽东就这样,别下了一切,直至离开,抓住上帝送来的那一份请柬。
(天不假年,毛泽东抓住了上帝送来的请柬,就这样匆匆地走了……)
(注意:凡转载本博文章,须注明来自凤凰网“理解毛泽东·一清的博客”,否则视为侵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