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景安:中国文化、道德、教育堕落的症结在哪里?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16楼社区 时间:2019/09/26 10:06:45
中国文化、道德、教育堕落的症结在哪里?
徐景安

中国改革快30年了,需要认真总结。对经济改革前后进行了3次反思与讨论,对政治改革的讨论近几年来一直在进行中。文化、道德、教育的改革则始终没有提到议事日程,传统儒学的涌动和抬头,文化复兴的呼吁和争论,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近30年来,中国从上到下把精力放到经济上,这似乎没有错。但事实证明,经济发展固然决定着国人生活的质量,然而文化、道德、教育领域存在的问题,越来越困扰着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并将在更深层面上决定中国的前途、国人的命运。中国文化、道德、教育全面堕落的态势不能继续下去了,该找到其症结,对针下药。 ( http://www.tecn.cn )
首身分离的方针
为了解决当时中国面临的最紧迫的生计问题,选择改革相对容易突破的领域,使广大农民、工人从改革中受益以获得民众的支持,邓小平从实际出发的务实作风,这一系列因素决定了中国改革从经济领域起步。这是中国改革成功的经验。中国迅速成为有影响的经济大国,国人的生活水准很快达到小康,都源于此。成功的原因就是问题的根源。中国经济改革单边独进,社会、政治、文化、道德、教育改革严重滞后,也就带来一系列问题,文化、道德、教育的堕落就是恶果之一。
中国30年的改革,身体向右转,脑袋向左转,能不出问题吗?30年,中国基本完成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追求物质利益、实现个人欲望,成为中国人的行为准则。这是发展经济的动力,也是市场经济的要求。我国的经济目标、经济制度、经济法规、经济机理、经济调控,无一不是建立在这一经济行为的认定上。中国人的身体集体向右转了,这可不是国人的叛逆,而是响应中央的号召;不是国人的自私,而是中国的国策。可是,中国人的脑袋却不断得到“向左看齐”的口令。对于这种背离和扭曲,至今没有人作出解释,这是“暂时的困难”,还是“中国特色”?
中国的文化、道德、教育属于意识形态,中国的意识形态属于政治,中国的政治改革不起步,中国的意识形态只能延续改革前。首身分离,就成了中国不可动摇、不许疑义的既定方针。
脑袋不转思想转
国家将发展经济放在首位,以GDP为目标;鼓励民众先富起来,以财富为第一,这实际上是意识形态的重大变革。追求个人的物质利益,不仅是合法的、允许的,并且被赞许、受鼓励,成为国家战略目标的实现手段,得到社会共识的价值尺度。由于改革一直被限定在经济领域,意识形态不允许改革,经济领域引入资本主义的理念、制度和意识形态领域坚持社会主义道德、文化,被称为中国特色,成为必须坚持的一项原则。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身体转,脑袋必须跟着转,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六??彩香港管家婆理论。而我们的改革方针居然规定身体转,脑袋不许转。这就发生了一个奇特的现象,中国人想的、做的是“为人民币服务”,但嘴巴必须说“为人民服务”;中国人想的、做的是“爱自己”,但嘴巴必须说“爱祖国”、“爱人民”; 中国人想的、做的是“化公为私”,但嘴巴必须说“集体主义”、“大公无私”。反映在党和政府的官员身上,那就反差更大了,想的、做的是“自己先富起来”,但嘴巴必须说“以人民利益为出发点”;想的、做的是“公款吃喝玩乐”,但嘴巴必须说“要艰苦奋斗”;想的、做的是“傍大款”,但嘴巴必须说“关心群众的安危冷暖”;想的、做的是“争权夺利”,但嘴巴必须说“执政为民”; 想的、做的是“增加GDP好升官”, 但嘴巴必须说“发展经济是人民的共同心愿”……
这就成了当今中国的主流文化,从官员到民众,要求说的与做的、想的与行的、理论与实际、意念与嘴巴、脑袋与身体实行分离,号召言行不一,鼓励说假话,睁眼说瞎话,公开说人话,暗里讲鬼话,好话要说透,坏事可做绝,脑袋埋地里,屁股蹶天上。中国人的人格分裂、精神分裂、思想分裂、文化分裂成了主流和主导,还讲什么文化、道德、教育呢!
空中建楼阁
意识形态领域坚持社会主义原则,就是经济领域实行改革开放,思想文化领域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自由、民主、平等、博爱、人权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被否定、遭排斥。西方文化的合理内核是对人、对人的权利的尊重,西方的市场经济制度、民主政治制度、自由文化制度都是由此演变而来。西方文化对人、对人的权利的尊重,偏向于物的追求,表现为经济主义、物质主义、消费主义、利己主义、拜金主义。经济领域实行改革开放,接受了西方的经济主义、物质主义、消费主义、利己主义、拜金主义。而思想文化领域坚持社会主义,就将西方文化对人、对人的权利的尊重作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来反对。中国从官员到民众,自然而然地接受了西方的经济主义、物质主义、消费主义、利己主义、拜金主义,但都拒绝西方对人、对人的权利的尊重。中国官员拒绝对人、对人的权利的尊重是有理由的,可以使自己的权力不受制约。中国民众拒绝对人、对人的权利的尊重也是有理由的,可以使自我不受约束。结果,吃亏的当然是无权无势的民众。民众就以官员反道德、反法律为由,进行反道德、反法律的报复行动。知识界、文化界、舆论界一致反对反法律的行为,但对反道德的行为表示同情。你恶我也恶,作恶有理由;讲善是愚民,行善是傻瓜,竟成了社会共识。中国文化、道德、教育的堕落也就不可避免。
近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热开始兴起。中国传统文化的合理内核是对人的感恩。儒学以孝为核心的感恩文化,是极其宝贵的思想资源。父母给了我们生命,又养育了我们,这是每个人都能认知、感受的道理。懂得爱父母,懂得感恩,就会爱一切有恩于自己的人,就会爱妻子、爱兄弟、爱朋友、爱老师,以至爱家乡、爱母校、爱祖国。因此,爱父母是博爱的起点。一个连生我、养我、育我的父母都不爱,很难想象会爱其他人。
但是,对于中国传统文化要不要继承存在着巨大分歧。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化,要求爱党、爱祖国、爱人民,不讲爱父母,不倡导孝。知识界、文化界、舆论界中接受西方自由、民主价值观的人,则把中国传统文化斥为封建专制的思想工具,坚决反对孔子及其儒学。黎鸣归纳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五毒,即精神的复古主义、做人的唯上主义、认知的独断主义、行政的人治主义、政体习惯的专制主义确实与现代文明相冲突。爱父母与爱自己怎么统一,道德追求与物质追求如何结合,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怎样衔接,这都需要在文化、道德、教育改革的大环境中充分地讨论才能得到共识。可是,意识形态是不允许改革的。结果,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五毒”并没有得到真正的清算,而黎鸣归纳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四柔”,即孝、悌、忠、恕却被抛弃了。中国人除了爱自己以外,再不懂得孝敬父母、爱护兄弟、忠于职守、宽恕他人。
既不继承具有五百年历史的西方人文主义精神,又不发掘具有五千年历史的中国传统文化,却要在空白的基地上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无疑是空中建楼阁。而学好难,学坏易。中西方文化中好的不吸收,坏的却学得快。中国文化的专制、西方文化的利己,学的又快又好。中国文化、道德、教育不堕落那才怪!
中国人没有了精神支撑点
中国的社会主义道德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中国人一直受爱党、爱祖国、爱人民的教育,要毫不利已、专门利人,大公无私、斗私批修。这种“无我”的道德文化,在改革开放前,既有体制的支撑,又有精神的支撑。
中国的所有社会成员,无论是市民,还是农民,都分属于一个单位,人身依附于一个单位,在一个单位劳动,依靠一个单位生活。一个人离开单位,就不能生存。个人没有独立的利益,只有公,没有私,确实处于“无我”的境地。感恩共产党、感恩毛主席,成了中国人的精神支撑点。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毛主席是各族人民的大救星,是每一个中国人最熟悉的口号。听毛主席的话,学毛主席的书,是每一个中国人的座右铭。那个时代,毛泽东就是心中的神和上帝。记得文革中,我看到彭德怀上书毛泽东的万言书,觉得没有错,怎么是反党呢?当我产生这个念头时,马上警告自已不能这样想,不能怀疑毛主席,这是反革命思想。当林彪事件发生后,我才产生了对文革的怀疑,对毛泽东的怀疑。
今天,中国人的心中,除了自己以外,没有神了。中国人已没有了精神支撑点。党尽管依然掌握着意识形态的领导权,重复着过去的道德口号,但提供不了能为中国人接受的精神支撑点。今天的中国人已没有了精神,也就没有了文化、道德、教育。每一个中国人正在自己找心中的神,钱是第一尊神以外,宗教、迷信、明星、超女等等成了中国人的信仰。为了一个刘德华可以倾家荡产、父亲跳江,这是中国人精神状态的缩影。
作为执政的共产党也没有了精神支撑点。今天,有多少共产党员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是为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的?他们的大多数是看中了共产党手中的权,有权就有好处,所以以权谋私、买官卖官是十分正常的现象。反过来,要求共产党员“执政为民”、“执政为公”,精神动力何在?凭什么不为自已,要为民、要为公?党在精神上约束不了自已的党员,又不在制度上约束权力,这样掌权的共产党人必然与民争利,国民收入的分配严重向权力机构倾斜。中国行政公务的实际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达37.8%,高居世界第一。而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行政支出的比例在10%以下。这还不包括灰色收入。
中国经济改革的单边独进,形成了全民博弈、多捞多得的局面,利益分配不受制度、道德、法律的约束,按权力、关系、资源、胆量、技能、苦力的顺序进行分配。贫富差距急剧拉大,社会分配严重不公,使中国人的精神状态进一步恶化,这最终将演变为中国经济、政治、社会的危机。
意识形态改革必须放到议事日程上
中国经济改革30年,归结起来一句话,就是允许追求个人的物质利益。这使中国人有了巨大动力来追求自我,尤如解开僵绳的13亿匹马,以满足物欲为目标,奔腾起来。一个简单的社会政治常识,原子化的个人需要制度、文化、道德、法律、组织来整合、规范、引导,需要创造一种精神、一种理念作为灵魂来统帅、引领、指导。因此,迫切需要政治、社会、文化、道德、教育等领域的改革来配套、配合。尤其是意识形态对这场深刻的变革,不仅要作出解释,更在于寻求新的精神支撑点。
纵观西方文明,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都是以打倒神权为目标,将人从神的约束下解放出来,追求自我。但西方推翻的是教皇的统治,并没有反对神,而是让每一个人都有信仰上帝的自由和权利。西方人又创造了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天赋人权等作为制度安排、道德规范的理念。西方人的精神支撑点就是敬畏、感恩上帝,以人人都是上帝子女的名义,宣扬无差别的爱,即人道和博爱。对人、对人的权利的尊重成为西方人文主义传统。
再看东方文明,儒家学说在中国流传2500年,不能简单地归结为维护封建统治的需要,而是为中国人找到了精神支撑点,就是敬畏、感恩父母,形成了由此及彼有差别的爱。从爱父母出发,爱家人、爱朋友、爱众生、爱自然。中国人经历了多少悲欢离合、艰难痛苦而活下来,华夏文明经过多少天灾人祸、内忧外患而延续至今,这不能不归功于儒学创造的伦理体系。
中国改革从经济领域起步没有错,邓小平让中国人先富起来没有错,中国共产党重视经济建设没有错,因为人需要物质,用以生存和享受。但人还需要精神,用以约束与寄托。毛泽东是十分重视中国人的精神供给的,并且成功地为当时的中国人找到了精神支撑。那么,今天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人怎么办呢?搬出精神存货,不管爱听不爱听、接受不接受,不管情况发生了变化,就是这,怎么行呢?表面上看,党依然控制着意识形态,实际上已失去了主导作用。这给党、国家、社会、民众都带来严重的后果。总结30年改革,文化、道德、教育的改革,意识形态的改革必须放到议事日程上。